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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是国际国内面临的一项共同任务，事关国家安全，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勇指出，检察机关要站在维护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深刻认识修订反洗钱法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修订的主要内容、重要方面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履职自觉，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充分抓好学习贯彻。
要协同加强打击洗钱犯罪，准确把握修订后反洗钱法关于完善洗钱上游犯罪范围的规定，一体贯彻反洗钱法和刑法“洗钱罪”等规定，准确适用“两高”《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深化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依法惩治洗钱及相关犯罪，增强打击利用虚拟货币等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等实施洗钱犯罪的能力，形成打击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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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海林称，2012年他曾以电子邮件向张术丹发送其制定的《博士研究生行为规范》，其中第七条规定：“属于导师主持课题下的、或导师指导下形成的、或导师修改形成的成果，属于师生共享成果，不能独自发表……”张术丹当时回复“会遵守该规范”；2014年他将其制定的《研究生发表成果行为规范》发送给张术丹等研究生，其中第6条规定：因导师投入了巨大精力、发挥了关键作用，研究生学位论文属于师生共享成果，导师和研究生都不能独自出版发表。张术丹当时回复称“将切实遵守”。
2016年6月，张术丹提交的博士论文《绿色导向变轨型高技术产品早期消费者购买意向研究》通过答辩，获得中央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毕业离校前，张术丹向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提交了学位论文保密申请表，申请将其博士论文保密（保密级别为内部，保密期限为5年），保密理由处载明：“本论文为导师课题成果，特申请保密。”
一审判决书显示，海淀区法院认为，博士论文是张术丹获得博士学位必须独立创作完成的，肖海林负有指导其研究创作的导师职责。因此，不能因为张术丹参与肖海林课题研究并承诺遵守师生共享成果的约定，就认定二人存在共同创作博士论文的合意；亦不能因为肖海林允许张术丹在论文中使用他的课题申请书内容，就认定二人存在共同创作行为。
在经济赔偿方面，肖海林提出的赔偿诉求达四千多万元，包括多项惩罚性赔偿，还涉及“被张术丹占有2项特别重要成果的市场价值”，以及他十余年课题研究成果被“清零”并变成“剽窃”、相关课题项目被“闷杀”、出版专著流产、基金项目投标失败、因精神崩溃导致面瘫、未来预期收入减少等。不过，他的巨额赔偿诉求未获得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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