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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王廷洪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影响插手干预民间借贷活动，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利；超计划生育二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巨额公款归个人使用；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王廷洪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廷洪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对其作出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澎湃新闻注意到，2016年，《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曾举例称，欧阳某，中共党员，A省B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欧阳某与孙某于1997年7月结婚，1999年8月8日生育一女，2015年11月11日，两人违反原《计划生育法》和A省人大常委会据此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又生育一子。2016年1月4日，B市纪委接到群众匿名举报欧阳某超计划生育的问题，经查，该问题属实。
第一种意见认为，欧阳某的行为不构成违纪。主要理由是，依照新《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2016年1月1日前发生的违纪行为，应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当时，新《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据此，欧阳某的行为应依照新《条例》处理，不构成违纪。或认定行为构成违纪，但依照新《条例》规定，可以给予欧阳某批评教育、诫勉谈话或者组织处理，不再给予其党纪处分。
第一，关于党纪条规适用。新《条例》删除了原《条例》中超计划生育的处分条款内容，但对于党员违反法律法规超计划生育构成违纪的，可以按照总则中的纪法衔接条款，即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分。由此，修订前后的《条例》均认为超计划生育行为属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且二者对超计划生育行为的处理没有发生变化，故依照新《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应当依照原《条例》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理。
第二开yun体育官网入口登录APP下载，关于是否构成超计划生育。按照原《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新《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法规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特别规定除外。新《计划生育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且并未规定溯及既往，故对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前的行为是否属超计划生育，应当依照当时施行的《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新《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中“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是指依据新《条例》对应条款审查某一种行为是否构成违纪，与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规定的处分档次相比是否较轻。无论是新《条例》，还是原《条例》，抑或1997年的《党纪处分条例（试行）》，审查是否构成超计划生育行为，均要依据当时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本案中，欧阳某在1999年8月8日已生育一个子女情况下，又于2015年11月11日生育第二个子女，不符合原《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和A省人大常委会据此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条件开yun体育官网入口登录APP下载，属于超计划生育，构成违纪开yun体育官网入口登录APP下载，不存在依据新《条例》规定不构成违纪的情况。
第三，关于可否给予党纪处分。新《计划生育法》重申以往规定，明确指出对于超计划生育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三十三条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等规定亦明确对超计划生育行为要给予行政处分，故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计划生育的行为，应当依照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澎湃新闻注意到，近年来，已有多名领导干部被通报“超计划生育”，如今年2月被“双开”的广东陆丰市委原常委、市委统战部原部长刘思坤，2023年11月被“双开”的安徽砀山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民峰，再之前还有2022年7月被“双开”的贵州省政协原副秘书长王进江、2022年3月被“双开”的黑龙江鸡西市委原书记康志文以及2021年5月被开除公职的四川省达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梅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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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伯格洛夫也提到这一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现状是需要资本，而这些资本也愿意投资。”他相信，只要这些发展中国家把握机遇，为投资者提供适合的投资环境和有利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吸引到资本，并借力“投资高潮”辅以综合全面改革，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甚至最终实现“从低收入国家或中收入国家‘毕业’，成为高收入国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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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受邀参会的美国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教授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在研讨会期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她认为，儒家思想与生态文明结合十分紧密，“天人合一”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视宇宙为整体，教导人们要关心宇宙万物，保障自然万物的“权利”，进而能更好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我在日本时曾面见美国思想家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向他请教关于“禅”与“冥想”的相关知识。他曾在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并对儒学抱有兴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也曾是我开展儒学研究的老师，他是我外祖父、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的学生。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70多年前的《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有一位中国人张彭春参与，他推动将儒家思想中的“仁”写入《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权利与责任并存。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为提升和拓宽权利意识作出的贡献。从人的意义上讲，保障人权并不仅是对个人负责，也要承担保障子孙后代人权的责任。在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很重要，但过度的个人主义可能会带来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中国和西方在人权领域的对话。
因为我关注儒学与生态学之间的联系，所以对于人权这个主题，我更关注生态环境领域的相关问题。我认为“环境正义”是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困人口或生活在污染严重地区的人们而言。“环境正义”主要的关注对象，就是少数族群、贫困人口和遭受工业化负面影响的人们。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在环境领域思考——什么是公平。我们生活在繁华的大城市，看到了社会现代化带来难以置信的快速发展，但有哪些人被排除在外？这个问题理应成为我们对人权问题思考的一部分。
我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现在必须创造一个新的“生态”未来。这就是我来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原因，我们想更多了解中国为改善环境所作出的努力，同时借鉴儒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智慧，尤其是价值观、环境伦理等。通过汲取中国智慧，世界可以更好促进“环境正义”，保护人类在生态领域享有的权利。(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