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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周倩倩居住在北京南四环附近，每次理发她都要专程坐地铁去东二环的一家理发店。周倩倩说，虽然居住地的周围有三家理发店，但没有一家让自己满意。“理得太粗糙了，女士发型十五分钟内就剪完。像两边不一样长、漏剪一两撮影响整体造型、边缘不整齐等问题很常见。”她吐槽，“有强迫症的真受不了顶着这样‘潦草’的发型出门”。

周倩倩说，现在自己会慎重地选择理发店，“不敢轻易去之前没去过的理发店，否则可能后悔几个月”。她家楼下几家理发店有的门脸不大，看着朴实低调，但收费并不低，光剪发就要60元、88元，手艺却一言难尽。谈到现在固定光顾的那家，周倩倩表示也不是样样都满意，“理发师手艺没的说，也不推销产品，整体体验不错。但是收费高，理一次发要200多元。”她说，现在每年在理发上要花费2000多元，这对一个普通上班族来说并不低，“每年还在涨价，再涨我就得换一家了”。

当前理发行业哪些问题比较普遍？调查显示，服务过程不断推销产品和怂恿办卡（62.9%）位列第一，其次是听不懂或不听顾客的需求想法，随意发挥（53.8%），排在第三位的是定价虚高，乱收费（50.4%），其他还有：缺少量身定制的审美（49.7%）、理发师技术马马虎虎（48.2%）、各种服务名头令人眼花缭乱（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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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家很久没坐在一块好好说话了，这回可把我们的心结打开了。”11月22日，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营子镇营子村村民李某某感慨道。之前，李某某和邻居张某因门前果树归属问题产生矛盾。“和为贵”人民调解室知晓后，专门将两家人约到一起，耐心劝解，让两家人重归于好。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营子区遍地开花的一个缩影。

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基层治理难题，营子区结合各镇人口居住集中、退休矿区工人占比大、有威望的群众在调解矛盾中能发挥关键作用的特点，建立了矛盾纠纷化解“1+3+X”工作模式。“1”是以一个有“权威”的调解人或调解团队为召集人和调解主力，牵头调解本地纠纷；“3”是整合基层司法所、派出所、法庭专业力量，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职能优势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X”是广纳退休干部、老党员、村党支部书记等号召力强、群众信服的人员，组成有“一技之长”的机动人员调解团队。发现矛盾纠纷，由召集人召集三方力量对矛盾纠纷进行有效化解，做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街道）、矛盾不上交”。

营子区委常委会专门对该矛盾纠纷化解模式进行部署，各品牌调解室绘制了“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流程图，制定了调解基本原则、运行保障机制等制度，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形成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有效推动了化解工作“真闭环”；各村、社区结合实际，积极打造各具特色、群众信服的调解品牌，首批打造的营子镇河北村家和万事兴调解室、寿王坟镇平安调解室、北马圈子镇凌云调解室、汪家庄镇鹰城管家调解室、铁北路街道老班长谈心室、司法局老法官调解室6个品牌调解室作为试点，以点带面，推动了品牌建设全面铺开；以推选和自荐等方式，从村（社区）干部、党员等人群中选配有影响力、威信高的品牌调解人，建设各地“1+3+X”人员队伍，并建立区镇村三级调解人才库，补充了基层调解力量。区级调解人才库涵盖基层司法所、派出所、法庭、镇村（社区）、职能部门、调解组织等22类专业，共计190余人。

近日，铁道北社区刘大姐着急外出，因停电小区门禁杆未抬起，她便将门禁杆控制箱打开，但是忘了盖上箱盖，没想到下大雨控制箱漏电致门禁损坏。楼长找人修理，花费150元。修好门禁后，楼长找刘大姐要求她赔偿修理费，刘大姐不给。为解决此事，楼长找到了“老法官调解室”。该调解室了解后，立即协调派出所、司法所、物业公司等展开调解，派出所和司法所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强调造成不动产或动产损害的，权利人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物业公司也明确了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规定。随后，调解员把此事掰开分析，刘大姐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支付了修理费用。

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促进辖区稳定，营子区紧紧抓实矛盾纠纷调解、日常民情走访、服务延伸三个环节，全面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烦心事。一旦发生重大矛盾纠纷，当地品牌调解人便按实际情况，召集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相关人员，职能部门、行业调解组织等专业人员及时介入，对涉法涉诉、矛盾较为复杂的纠纷逐一分析研判、联合调处，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确保群众矛盾纠纷有人解、及时解、就地解；建立健全调解团队民情收集处置机制，采取日常民情走访、唠家常、参与座谈会等形式，主动发现问题，将群众反映的诉求和急难愁盼事项收集好、反馈好，切实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防控；结合品牌调解室特点、调解员特长，积极推动“品牌调解员”参与村（社区）普法宣传、人居环境整治和社会治理等中心工作，力促“品牌调解员”除了调解，还能发挥好政策宣传和民情联络作用。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公安机关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跨境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摧毁了一大批跨国犯罪团伙，抓获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今年4月，中柬警方首次开展包机押解遣返联合行动，我公安机关成功将柬警方抓获的680余名中国籍涉赌诈违法犯罪嫌疑人分批押解回国。在今年9月举行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4年大会期间，中柬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打击赌诈犯罪合作达成共识。近日，柬警方清缴了金边市一处赌诈园区，抓获了来自多个国家的数百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其中中国籍违法犯罪嫌疑人500余名。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部署山西省公安厅全力开展包机押解任务和案件侦办工作。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跨境网络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公安机关将继续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警务执法合作，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打击，坚决铲除涉我赌博、诈骗窝点，坚决遏制此类犯罪高发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抵制赴境外或在网上参赌，高度警惕电信网络诈骗的新手法新骗术，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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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受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姚某明的刑事类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鉴定，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但这种精神状态不属于精神病，只是滥饮酒和酒精成瘾；且截至涉案后（含涉案期间）尚未因酒精导致急性或慢性精神病性障碍及智力（含记忆）等认知功能损害；姚某明虽因失眠而服用助眠药物，但案发前一天因饮酒未服此类药物，虽案发后在其血液中检测出微量氯硝西泮，但对其驾驶行为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不构成影响；鉴定检查也未发现其他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理因素。综上，鉴定意见为：1、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2、该症状不属于《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精神疾病（含精神病、癔症）；3、姚某明的肇事行为无精神病理因素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正常。

该案遇难者家属、伤者及代理人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使用技术规范包括《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下称《CCMD－3》）、《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分类第十版：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下称《ICD－10》）。其中，《CCMD－3》分类就有“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0.x3为“依赖综合征（成瘾综合征）”，10.x4为“戒断综合征”； 《ICD－10》编号F10为“因使用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根据上述两份文件规定，既然已认定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那么必然得出姚某明有精神病性障碍。《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前两项结论自相矛盾，鉴定结论2不符合鉴定意见的法定采信规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发表辩论意见时，检方坚持其在第二次庭审的意见，即认为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姚某明刑事责任，姚某明构成自首情节；希望法庭在定罪量刑的时候，既要考虑姚某明认罪悔罪的态度，更要考虑被告人姚某明发生事故时血液中酒精含量、超速情况，以及发生事故后，姚某明既没有积极保护现场救治伤者，也没有主动地向被害人及其家属道歉，赔偿的金额也没有弥补被害人的全部损失，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等相关情况，依法予以判处。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3年10月24日下午，刘霁虹（澳籍华人）驾驶盛万江公司黑色商务车搭载公司董事长钟国英、董事钟昀、销售经理江元谦以及一名意大利籍客户，正常行驶至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南坪快速路保安立交桥路段时，被姚某明驾驶的汽车追尾，致使商务车车身前部与左侧护栏发生碰撞。此后，商务车又撞上同向行驶的车辆。此次事故导致钟国英、江元谦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余3人受伤，其中刘霁虹重伤。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岗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下称《认定书》）显示，经鉴定，姚某明血液酒精含量为220.48mg/100ml，且超过限速标志的最高时速（限速60km/h，实际119km/h771771威尼斯.cm，超速98.3%），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