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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区政府指出，根据相关政策，在港澳登记成立的机构和具有港澳居民身份的自然人，取得特区政府或者特区行业协会认证认可的工程建设、城市规划、医疗、动物医学、教育、旅游六大领域的专业资质、职业资格，并符合特定领域执业要求的，可在南沙区提供相应服务，港澳专业人士在执业认定的专业服务范围和期限内与南沙同类专业人士具有同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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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宋某趁同班同学周某不在，从其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得到了老师的一瓶牛奶奖励。周某得知被宋某举报后，打伤其头、手等部位，构成轻伤二级。被打同学诉至法院，最终法院依法认定打人者周某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30%的责任，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法院依法认定三方都有责任，也就从司法层面明确，违反法律、行为过界的并非只有打人者。当然，打人者周某在得知被举报后，采取暴力手段将同学打致轻伤二级，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毫无疑义。被打同学宋某的举报行为，虽然在所谓的学校制度的允许下，但他却是在对方不在场的情况下翻包，并私自取走他人物品。这种侵犯别人权益的行为，即便打着“正义”的旗号，也明显越了界。
如若举报的问题涉及严重的品行不端、校园霸凌等行为，本意是维权或打通救济渠道，大抵会是另一种观感和结果。可如果举报都用在了日常违规这种小问题上，短期内互相监督也许管用，但长远看可能反而会损害学生间的信任。学生们可能会顺应或利用规则，过分盯着别人，甚至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就像宋某私自从他人书包中搜出平板上交，反而侵害了他人权益，也偏离了教育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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