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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万元的工程款全部收到了，我们真的没想到法院的诉前调解这么快、这么好，谢谢调解员帮助我们要回欠款，解决了我们公司的大难题！”前不久，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诉前成功调解两起涉企案件，不到一个月时间帮助企业顺利索回工程款285万元，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城西区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定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指示精神，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大格局，不断深化“法院+N”治理模式，将司法力量向前延伸嵌入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基层善治，谱写了多元共治的新篇章。
“在诉前调解中，特邀调解员发挥重要的作用。”城西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李成玲介绍，2023年5月城西区法院广泛吸收精通调解的人才，组建了一支包括退休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特邀调解队伍，“法院+特邀调解”建立“解纷过滤器”，城西区法院的特邀调解团队诉前调解成功各类纠纷3856件，实现大量矛盾纠纷止步于诉前，极大地节约了群众和企业的解纷成本，降低了矛盾纠纷的成讼率。
“立足本职，着眼未来，城西区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主动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释放法院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司法效能，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城西区法院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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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派出所辖区内集聚了5个国家级基地，由中小企业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也比比皆是。高新派出所社区民警王静军的辖区就是典型的“现代产业社区”。六和、新和两个社区位于钱塘江的拐弯处，是滨江区最靠西的区域，江对岸就是六和塔。两个社区里除了住宅小区、学校、商铺，还集中了华为全球培训中心、东方通信城、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等4个企业园区。因此，排查企业风险，成了社区民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滨江区有许多处于初创期和发展期的中小企业，企业怕遭遇财务风险，员工也怕被骗破财。然而，长期接触后，民警发现，不少从天南海北来到滨江创业、就业的年轻人虽然懂业务、懂发展，却不太懂生活。比如，他们有的人不了解“杀猪盘”“裸聊”等高发的诈骗类型，有的人甚至不知道公司所在地派出所的名称。为此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民警会经常上门去给企业员工讲讲“安全课”。
当然，居民的钱袋子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民警也得帮他们管牢。今年上半年，高新派出所开通了一条“共富热线”。这条热线并不是用于日常报警，而是希望居民在转账前能多留个心眼，如果心里没底，就拨打“共富热线”，派出所反诈专员会帮忙甄别情况，做出判断。上周，王静军就成功劝阻了一名躲在厕所里“做笔录”的女子，成功止损十几万元。“这位女士如果以后再拨打‘共富热线’，除了反诈专员会在电话里帮她把关，社区反诈义警也会上门，共同防止她遭受损失。”王静军说。
据统计，“共富热线”开通半年来，共接受131名群众来电咨询，成功阻止19起诈骗案件发生，止损金额376万元。不久前，“共富热线”升级组建了微信群组，反诈专家全天候接受500余名群友的在线提问。“‘共富热线’是我们反诈工作的延伸。”高新派出所副所长吴奇有说，日常工作中，民辅警还会在各小区进行推广，将相关海报张贴到醒目处，“我们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
前些天，高新派出所辖区某沿街商铺的老板报警称，楼上有人往下倒水，他的顾客险些被淋个透心凉。民警到场了解后才知道，原来，商铺老板和楼上一户居民互相看不顺眼，双方剑拔弩张，都想给对方找点不痛快。接警当晚，民警和小区物业一起，请矛盾双方坐到一起调解。经过协商，双方愿意各退一步，握手言和，让生意和生活都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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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股东向公司转账的款项被记成“其他应付款”，债务公司要求股东还债被拒，债务公司遂起诉要求将股东列为被执行人承担补充责任。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法院支持债务公司诉求，两股东均应承担补充责任。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甲公司于2013年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股东张某认缴180万元，股东阎某认缴60万元。2021年9月29日，因为甲公司迟迟没有履行两年前就已到期的1000万元债务，乙公司起诉甲公司还款并获法院支持。执行中，甲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而乙公司发现甲公司股东张某尚有124.5万元未实际出资、阎某尚有54万元未实际出资，便于2023年6月申请将二人列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其承担补充责任。张某、阎某则主张，其二人曾经通过阎某向公司转账220万元，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不应再承担补充责任。这220万元是何来历？原来早在2014年，股东阎某曾分三笔向甲公司转账共计220万元，公司记账凭证中记载为“其他应付款”。直到2021年9月6日，甲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前述220万元款项包含了股东阎某自己的54万元出资款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以及受股东张某委托代其出资的124.5万元，所有出资都用于公司运营。2021年11月，张某将全部180万股权转让给阎某。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220万元款项是否已经转为股东实缴出资。其一，阎某向甲公司转账220万元时并无缴纳出资款的意思表示，即使该220万元汇入甲公司账户后用于公司经营支出，亦不能直接证明阎某汇款时系缴纳股东出资款。结合公司记账凭证等证据，该款项应认定为阎某对甲公司的债权。其二，甲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将该款项确认为补缴出资款时，甲公司与乙公司已发生合同纠纷诉讼，甲公司的股东应对此知情。在甲公司涉诉且即将被判决负债的情况下，股东会以决议形式将股东的债权转化为股东对甲公司的出资款，等同于认可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其出资义务，进而等同于赋予了股东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的地位，将会导致对包括乙公司在内的其他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因此，阎某依据股东会决议主张其已实缴出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阎某与张某均明知双方未实缴出资，张某于前述股东会决议之后将其股权转让给阎某，乙公司作为债权人仍有权主张原股东张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阎某作为受让人应对张某的前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最终判决支持乙公司追加张某、阎某为被执行人。张某应在其未出资124.5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乙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阎某应在其未出资54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乙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在124.5万元的范围内对张某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编辑 甘浩校对 杨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