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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这是我国首份国家层面反食品浪费文件。《行动方案》提到，到2027年年底开云入口，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更加健全，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统计调查制度、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不断完善，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损失率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下，餐饮行业、机关食堂、学校食堂、企业食堂等人均每餐食品浪费量明显下降，餐饮浪费得到有效遏制。

“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食堂里，会发现一些孩子有浪费食物的现象。有些小孩碗里剩好多饭，直接当垃圾倒掉。”提到这些现象，王凤忠感到很焦急。他说，有些人认为现在都是农业机械化时代了，种粮不像过去那么辛苦，但实际上，每粒粮食产生的背后，都是各种自然资源的消耗，而我们的地球要供养几十亿人，消耗资源量巨大，节约粮食，应是每个人的义务。

生产粮食，需要大量的水、土地等资源。有人统计过，每生产1公斤粮食要消耗800公斤水，而中国每年要生产1万多亿斤粮食。王凤忠说，随随便便倒掉的一碗饭，浪费的不仅是粮食，还有宝贵的自然资源。粮食浪费越多，水土资源消耗就越多。而我国又是一个耕地资源比较紧缺的国家，是用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

即使再好的农作物品种，在植株成长期间也会出现损失。“比如爆荚损失，大豆、油菜籽等过于成熟时，豆荚会爆开，籽粒被爆飞，掉到地里，就意味着减损了。还有气候带来的问题，如小麦，一般都在梅雨季节来临前收获，如果稍微耽误几天，下一场雨，损失就会很大。而且雨季易发赤霉病，如果能在这之前收获，赤霉病就可能不会发病。”他说。

当然，最大头的粮食浪费是在消费环节，尤其是餐饮浪费。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课题组2015年撰文《我国粮食供求及“十三五”时期趋势预测》指出，据估算，在消费环节，全国每年浪费食物总量折合粮食约1000亿斤，可供约3.5亿人吃一年。《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也同样显示，我国食物总体损耗浪费率为22.7%，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肉蛋禽类等在内的食物，2022年损耗浪费总量达4.6亿吨，造成的经济损失1.88万亿元。

《行动方案》从粮食节约减损行动、全民节粮意识提升行动、餐饮行业反浪费行动、单位食堂反浪费行动、加强损失浪费统计调查等方面对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作出了要求。《行动方案》在“粮食节约减损行动”中提到，要制定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机收减损技术指引和机收作业质量标准，推广集中育秧、精量播种等技术，引导农户适时择机精细收获；推动粮油适度加工标准化，推广应用轻度磨皮、高精度分筛等工艺，推广低温升碾米、柔性碾米等设备。深入推动饲料粮减量替代开云入口，充分挖掘利用杂粮、杂粕、粮食加工副产物等替代资源，加强米糠、麸皮、胚芽等粮油加工副产物资源化利用。

此外，《行动方案》对餐饮行业和单位食堂等社会主体作出了明确要求。该方案指出，要鼓励承办宴会的餐饮服务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反餐饮浪费义务，签订合同的可单列反浪费条款。鼓励消费者在外卖订餐时选择“无需餐具”、消费后参与“光盘打卡”等，探索在消费者反馈评价机制中完善反餐饮浪费有关内容。建立健全厨余垃圾分类收集、投放、运输、处理体系，推动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在“单位食堂反浪费行动”中，《行动方案》对机关食堂、学校食堂、企业食堂分别作出了要求。方案指出，全面推行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开云入口，强化结果应用，将反食品浪费情况作为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等的重要内容；学校食堂需要加强采购、储存、加工、烹饪、分餐、供餐管理，对学校用餐人员数量、结构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做到计划生产、按需供餐、物尽其用；而国有企业需要探索建立食品浪费与食堂经营管理人员、后勤人员薪资绩效挂钩制度。

王凤忠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粮食减损就是增产。他介绍，《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到2035年，若我国粮食收获、储藏、加工和消费环节实现三大主粮损失率减少40%，可降低三大主粮损失约1078亿斤，这相当于粮食减损再造一个千亿斤增产行动，“所以说，减损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收、减损就是增供、减损就是增效。”

据公开资料显示开云入口，我国在2021年正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开云入口，该法律详细规定了反食品浪费的原则要求、各类主体责任、激励和约束措施，标志着我国把制止餐饮浪费纳入法治轨道。2023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制止婚宴餐饮浪费工作的通知》《关于发挥网络餐饮平台引领带动作用 有效防范外卖食品浪费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刚性的制度约束，为坚决制止“舌尖上的浪费”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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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花炮传统强队，连获全国运动会二等奖。重庆队上届赛事获三等奖。开场7分钟，重庆队就接连快传，先取2分，云南队上半场追回1分。下半场，云南队精准传接落地弹起的远炮开云入口，但被拦下。随后重庆队尽显较强的快攻能力，两名队员拿炮“一骑绝尘”跨越全场进炮开云入口，比分扩大为4：1。云南点炮得分，重庆又进一炮，比分锁定5：2。(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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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中华典籍中最古老的经典之一。不同于后世思想家的论著，它是上古圣君贤臣关于现实政治的实践经验总结，作为王室档案留存，成为留给后世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思想遗产。此书中深藏着哪些“人权”思想？它对全球人权治理有何启示意义？从事思想史研究40余年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姜广辉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姜广辉：《尚书》首篇《尧典》，终篇《秦誓》，大约反映距今4000年至2600年前的古代社会生活。其前期属于原始氏族公社共产制社会，后期属于周王朝分封采邑制社会。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在世界各民族早期历史都曾有过，当私有制国家出现后，这种社会形态在西方很快就被破坏掉了。但在中国古代，这种原始的血缘氏族共同体的社会形态非但没被破坏，反而得到加强。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往的历史观认为，西方的历史发展是正常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不正常的。对此，张光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从中国古史中看到的文明演进路径，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形态。”

采邑主属于贵族，其采邑可能由一个或许多个氏族族群组成，而一般氏族成员成了采邑平民。作为贵族的采邑主与作为平民的氏族成员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但并非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相对抗的关系。相反，采邑主与采邑平民因同处一个共同体中，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采邑主因有巩固现有社会地位、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需求，需将本采邑的平民变成自己最信赖的族人和战士。因此，平民之间仍保留着原始氏族共同体兄弟般的友情，平民与贵族之间也保持着亲长般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而言，采邑中平民的地位较此前并无明显下降。若从“人权”的视角来看那时的民众，状况并非很差。也就是说，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国家过渡时，并没有走向西方古罗马那种奴隶制的极端形态，而是发展为一种较为温和、较符合人道的文明社会形态。所以不能因此认为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形态是正常的，而中国所走的文明国家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

“协和万邦”是佑护人类的重要理念。这在《尚书》首篇便已点明。尧、舜时代是所谓“天下万邦”的时代，当时每个氏族族群都在思考，同为人类，大家是否都有生命安全、生存发展的权利？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人权”问题的逻辑起点。尧帝将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视他人为兄弟、他国为兄弟之邦。中国文化的智慧重在处理和解决人际关系，而最大的人际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今天我们已清楚看到，此问题若处置不当，将会导致人类毁灭。这一真理在四千年前已由中国圣人揭示。

“尧舜禅让”是树立“推选制”的典范。“尧舜禅让”讲的是最高执政者的推选制度，有些类似于古罗马元老院推选新执政者，但中国的尧、舜时期要比古罗马早两千年。这种推选方式注重个人品德、能力和业绩，而不在乎身份显赫或微贱，其意义就在于人人都有被推选权。“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晚清康有为曾如是揭示上古尧舜“禅让”的意义。

“汤武革命”开创“反暴政”的传统。近现代人们曾认为“革命”一词出于晚近。其实，“革命”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词汇之一，也是一个相承不衰的优良传统。《尚书》中记载商汤王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的文献，表明了民众在统治者暴虐无道时保留“革命”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开云入口，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的“民权”。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重民”思想。何为“民之所欲”？“欲”就是需求。我们可将《尚书·泰誓》中的“民之所欲”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需求层次”联系思考。其关于人的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需求，在《尚书》及其后的儒家思想中都有积极肯定的资料。至于第五项“自我实现需求”，从《尚书》中还看不到民众“自我意识”觉醒的相关资料。大约从孔子创立“私学”时，一部分民众通过游学方式来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姜广辉：当今世界，一些西方军事强国一方面高喊“人权”，一方面实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对别国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犯、破坏和威胁等，实际上是对“人权”的公然肆意侵犯。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国际人权学者呼吁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加以规范，制订新的“第三代人权法则”，并称其为“团结权”，以弥补现今《世界人权宣言》之不足。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倡导中国儒学理念，以抗衡宗教压迫和封建统治，为资产阶级兴起张目。所以西方在制订第一代人权时，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作为法国国民公会1789年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4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学者张彭春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唯一副主席，实际参与主导了第二代人权代表作——《世界人权宣言》的制订。这部人权宣言不仅吸收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观念，还将儒家“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良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等许多思想观念融汇其中。我认为，中国人在世界第一、二代人权宣言制订时没有缺席，将来在第三代人权宣言制订时也不会缺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