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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环境平台研究院执行院长 薛涛：第一是谁在收走这些旧手机？大概是三种，第一个是正规的回收站，但这部分很不方便，实际上是占比最小的。第二个是手机企业提供的以旧换新的服务。第三种是互联网电商，他们可能在商场或者其他地方有固定的网点，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在手机上操作以后到现场再进行交割，甚至上门服务。但是最终手机会去哪里？大概是两种，第一种是再利用，第二种是把它分解了，最终成为工业的原料。

E20环境平台研究院执行院长 薛涛：行业内企业，包括制造企业，各个回收公司可以把标准定得更加明确。它管理双方的预期，能对价格形成一种公允的认知，互相建立一种相对的信任关系。至于信息安全的问题，我觉得生产企业应该有责任，如何清零数据应该在销售中公布，同时能在第三方网站上查询。这些需要获得国家的许可，有官方背书，信息安全的问题就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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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79年的常州市副市长蒋鹏举，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2007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合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在他看来，2010年从英国举家回国，从事政府管理工作是人生中的一个偶然选择，也是“最有意义的时间节点”。“下飞机当天就到单位报到上班了”，此后，他开启从“野外工作者”到服务创新的“店小二”的身份探索。他说：“人生有很多转折，有偶然有必然。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那是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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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转型、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格泽高滋·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于1994年至1997年、2002至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任职期间带领波兰经济走上快车道。近日，他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永不完结的故事，中国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此外，还应理解什么是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化下保持甚至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二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意味着既要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又要让国内社会感到满意，两者缺一不可。中国的现代化可能在某些方面启动得较晚，比如讨论环境保护议题。但现在也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重要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协同作用，能使中国更好地协调政策应对挑战。

到2030年，也许联合国会宣布205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也是一名马拉松运动员，马拉松会有终点，但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永不完结的故事。譬如，人类一边污染环境，一边改善环境；一边面临老龄化和疾病，一边推动医疗发展。中国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贡献，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

格泽高滋·科勒德克：如果没有矛盾，就不需要经济学家了。绿色转型、保护环境代价高昂771771威尼斯.cm，会对收入分配、税收和失业率造成影响。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要考虑如何为政策制定者管理和协调政策提供支持。所有人都知道应向可再生能源过渡，但其费用不菲。我认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促进经济向绿色转型的有效工具，即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公共项目建设和运营。

很多国家讨论了绿色能源的必要性，包括一些国家决定2030年或2035年不再生产新的燃油车，但现在也在试图推迟这个日期。由于中国在电动车制造业方面取得了惊人发展，一些西方工业制造国无法与其竞争，因此便出现一些“脱钩”“去风险”“产能过剩”等言论。这些国家应与中国进行积极而有建设性的互动与合作771771威尼斯.cm，而不是搞贸易战和“去风险”。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它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还包括人力资本投入。我现在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发展中的地缘政治变化相关课程，课堂的90名学生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方式。此外，我最近在波兰的中国电影节上看了中国电影，也欣赏了中国乐团的音乐表演。

不过，如果你去纽约、柏林或华沙的书店，会发现并没有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译著，西方社会翻译的中国作品不够多，听的当代中国音乐不够多。在学生培养方面，欧中之间取得很大进展，在波兰也有一些中国学生，但我希望能有更多。如果人们只看某些媒体呈现的画面，很容易产生偏见。有时理解彼此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对方国家旅行、观察、接触和讨论。因此，我们应更加重视文化交流。

格泽高滋·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转型、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策、比较经济学等。他于1994年至1997年、2002至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担任高级顾问。著有《21世纪政治经济学》《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