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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正如事物常常可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尺度衡量，作为政治哲学同时又有伦理属性的“人权”观念及实践，从共时性看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二战”以来已经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不管它以什么形式体现和以什么方式实践。从历时性看，人的权利意识和观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历史上不同地方的文明和传统中。中华文明和传统，长度很长，宽度很宽，高度也很高，可用悠久性、丰富性、多样性、深刻性等词汇描述。中国的人文古典学，特别是哲学和宗教传统也具有人的权利意识和观念。

中国哲人相信人天生具有平等的人性，这是一种人性天生平等论，人天生不平等的“性三品论”不是主流；中国哲人相信人都有自主选择和行动的意志自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都有完善自我和成就自我的理性和道德能力，所谓君子小人、贤与不肖之分，所谓劳心劳力(士农工商)之分，都是人后天造成的(“习相远”)，也是一种社会分工；中国哲人主张，社会秩序的安排及合理性根本上是要满足人的偏好和需求，要使人享有尊严和价值，要使人“所好好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

政治秩序基于正义和利益的双重基础。正义保证人的平等和分配公平，利益保证人能够获得物质生存条件和享有社会福祉。儒家的“义利之辨”设定了好的政治生活同时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注重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权利的儒家，不是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更不是否定人的生存权，而只是强调人对利益的追求要符合道德规范，要“见利思义”，只是反对人们只顾利益不看道义(“放于利而行”)。

事实上，孔子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富裕，认为君王为政就是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他和冉有到卫国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途中孔子发现卫国人口众多。显然，这是一个国家发展难得的人力资源。冉有问人力既然不缺了，接下来应如何发展？孔子回答，让人们富裕。冉有再问，如果人们富有了，接下来应如何做。孔子说，让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教化。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这一简短的问答中一目了然。

在儒家传统中，人的生存权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利用”和“厚生”(《左传·文公七年》)上。“厚生”的“厚”有伸缩性，下限是人们不能忍饥挨饿，要达到衣食无忧，上限可以是富裕一些。孟子提出保证人民生活条件的标准也是这个标准，这是孟子“仁政”的主要内容，落实在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上就是“制民之产”，保证百姓的土地权、自主种植权和享有权；同时让百姓享有山林的经济权，最后，社会还能使“老而无妻”“老而无夫”“老而无子”和“幼而无父”等四种人，也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上博简有一篇叫《凡物流形》，其中有一段话叫“百姓之所贵唯主，君之所贵唯心，心之所贵唯一”。它的第一句强调君王建制在政治秩序中的重要性，但这不等于就是贵君论。因为在一层一层的关系中，君主重视的只能是自己的良知，良知重视的只能是最高的道，而道就是邦国和百姓的最高利益和福祉，表现在出土的《黄帝四经》中，就是“吾畏天爱地亲民”和“优惠爱民，与天同道”。

王中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老子学研究会会长。新近出版有《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新哲学》《中国儒学》(合作)、《老子学集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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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韵大同”音乐会的作曲黄智骞，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是广东省青年音乐家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计算机作曲及录音工程专业，是一位游走于多元媒体形态音乐领域的资深音乐人，也是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2014年他开始为很多游戏配乐，慢慢找准了自己的音乐方向，他的国风游戏配乐作品兼具传统国乐韵味与时代特性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以西方交响乐的音乐叙事与中国民乐结合，走出了一条充满时代感的新国风创作之路。近年，随着中国文化“出海”“三驾马车”之一的游戏，黄智骞的原创国风音乐火爆出圈。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金旭庚介绍，“国韵大同”音乐会是新时代广东音乐人勇担文化使命、推动国风音乐“出海”、让世界“读懂”中国迈出的漂亮一步，黄智骞是身体力行的践行者，自觉重任在肩。他与欧洲各国的乐队都开展了合作，匈牙利、奥地利、英国、俄罗斯、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等地的乐团均录制过其配乐的作品。其中，匈牙利布达佩斯电影交响乐团是黄智骞合作得最多的欧洲乐团，至今已经合作超过200次的录音及拍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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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 高凌云：世贸组织的规则最早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如果要推动当前的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向着利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变，需要克服两个障碍：一个是平衡全球各国不一致的利益诉求。因为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利益诉求仍然有所差异，所以，寻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对于推动规则框架向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靠拢至关重要。另一个是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自利行为，要去主动、灵活地发展自由贸易体系。

谭主跟亲自参与协定谈判的商务部原副部长、世贸组织原副总干事易小准有过交流，并了解到，投资便利化相关协定在世贸组织经历过数十年的谈判和停滞，最终在中国等国发起的这一轮谈判得以达成。成功的核心在于，协定在投资准入和投资保护上的要求，妥善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能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了兼顾和平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执行所长 孙岩峰：原本，美西方国家只将拉美国家纳入自己的供应链，作为原材料的供应地。近几年，美国所谓“近岸外包”虽然向拉美国家转移了部分产能，但相关生产要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和监管。中国不仅仅愿意和拉美国家共享自己的产业优势，并且还愿意将中国的产业链和拉美国家的产业链进行结合，真正帮助拉美国家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并实现产业升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执行所长孙岩峰： 新的模式是，我们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阿根廷这些国家可以把自己的原材料优势转化成锂电池等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可以供应给秘鲁、巴西的汽车厂，最终新能源产业链可以实现上游和终端在拉美国家的闭环。这样的闭环中，拉美国家积累技术经验，中国则是投资股权和技术，长此以往，拉美国家不仅可以自力更生，中拉之间也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