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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判决。二审法院认为,虽然该公司对张某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层级性管理和打卡考勤管理,也无明示的规章制度,但张某需要在该公司指定的区域进行投递、揽件业务。同时,张某需要保证物流件无损坏,否则将被从押金中扣除损失。此外,张某在工作中有事需要请假,公司已经达到对张某进行人身管理和组织管理的目的。佣金的提现操作也是由公司控制,双方之间符合经济从属性特征。因此,符合认定劳动关系的法定情形。
“劳动关系认定是基于当事人之间存在从属性的事实进行的,只要有事实证明双方存在从属性,就能对劳动关系进行认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社会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郑爱青分析认为,在平台经济下,劳动时间碎片化,劳动者整个工作日变成接单时间、送单时间和等单时间的组合。传统的劳动管理往往被平台算法管理取代,平台公司经常将算法管理、人员吸收、报酬支付等环节承包给不同的合作方,造成不存在传统雇主或用人单位的外观。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了黄某的仲裁请求。黄某随后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询问得知,黄某从事的配送业务没有固定服务区域,接单分为抢单和派单,每天完成多少单没有固定限制,跑的单越多,奖励越多。长时间不在线,级别和积分都会减少,只有级别高了才能抢到好单。报酬按周结算,每周一可以提现。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黄某无法证明该公司是该APP的运营方,因此不能证明双方之间达成合意。从劳动管理模式看,黄某对工作时间和接单数量享有自主决定权,双方之间较为松散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从劳动报酬的支付情况看,完成配送任务数即时结算的方式,也与劳动关系中“按月支付工资”的模式存在差异,因此,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二审维持原判。
四川省成都市近期发布了2025年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不少案例涉及平台用工,包括外卖骑手与运输公司、摄影助理与某网络公司、网络主播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等。记者梳理发现,典型案例的审判结果也各有不同。法官认为,新型用工形态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固有模式,裁判者应避免因机械适用而陷入“全有或全无”的认定逻辑。过度扩张劳动关系范围将不当加重企业用工成本,而僵化排除认定则可能导致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
“算法管理往往是控制权在数字技术背景下的手段和外在表现。”郑爱青表示,针对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纠纷,应透过现象看本质,采取穿透式审判思路,不能仅依据双方协议约定就定性其关系,而是要把握“事实优先”的劳动关系认定原则,考察劳动履行过程是否存在相关主体对从业人员劳动的“控制权”,即从属性关系的核心。
在应聘平台工作时,劳动者如何避免产生劳动纠纷?易胜男建议,首先,应聘时应与用工方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用工主体及报酬结算方式。签署协议过程中注意“合作协议”不同于劳动合同。其次,确认平台资质,通过工商信息核实企业主体,避免被外包公司混淆。此外,要注意保存APP注册信息、工资流水、派单记录、管理通知等,便于出现纠纷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07年,卢观英与当过记者的刘道南均已退休。在翻阅史料时,他们发现一段尘封的历史:1939年至1942年,约3200名南洋华侨机工放弃安稳生活,冒着日军轰炸,驾驶卡车在滇缅公路为中国抗战运输战略物资。其中,有逾千名年轻人为此献出生命;到1946年,约有1100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侨居地,另有约千名机工则已在中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成家、定居。
丈夫走后,卢观英没有一天懈怠。《搜研路上——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纪录》于2022年出版;两年后,记录90余位南侨机工故事的《卫国凌云:南侨机工二战证言》问世。在《亲情呼唤》创作期间,卢观英常到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前伫立,望向北方——远在千里之外昆明、畹町的南侨机工纪念碑,正与之遥相守望。(完)
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启动地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称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5日4时31分51秒大理州洱源县(三营镇)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云南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该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决定于6月5日5时对大理州、怒江州启动地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
在应急处置进展方面,当日上午,澎湃新闻从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洱源县5.0级地震发生后,该厅立即对大理州、怒江州启动地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安排大理州、怒江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州县两级驻守10位专家,携带4辆车、4台无人机赶赴现场,做好技术支撑及相关工作,并安排有关处室负责人组织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会同自然资源部驻守专家赶赴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