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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肺癌诊疗中心主任、北京市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支修益介绍，“烟卡”存在一些潜在危害。首先是误导青少年认知，孩子们在收集、交换“烟卡”的过程中，很容易对烟草产生好奇和向往。其次是烟草广告效应，玩具“烟卡”上印刷的烟草品牌标识和相关信息，实际上是在向孩子们传播烟草广告。此外，“烟卡”还可能增加青少年未来吸烟的风险，孩子们在接触玩具“烟卡”的过程中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可能会逐渐接受并模仿吸烟的行为。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振宇认为，“烟卡”就是烟草商标和广告。生产、展示、销售“烟卡”，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广告法。如果仿制、展示、销售“烟卡”，则涉及违反商标法和烟草专卖法。王振宇希望通过防控“烟卡”的行为倡导烟草制品的朴素包装，呼吁在烟盒包装上加警示图，并期待社会共治，呼吁立法先行。
如何应对青少年沉迷“烟卡”问题？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研究员杨杰指出，对青少年沉迷“烟卡”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和担忧的层面。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烟卡”生产和销售的打击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另一方面，学校和家庭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康意识。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传播部研究员靳雪征认为，需要将控烟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提高青少年控烟意识。在开展控烟健康教育时，既要包含事实性信息，展示烟草制品的强成瘾性和健康危害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尤其需要强调青少年群体关注的健康影响问题，比如造成学习障碍、加速皮肤老化等。同时更要重视价值性信息，消解烟草制品与“身份地位、社交神器”等的文化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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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受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姚某明的刑事类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鉴定，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但这种精神状态不属于精神病，只是滥饮酒和酒精成瘾；且截至涉案后（含涉案期间）尚未因酒精导致急性或慢性精神病性障碍及智力（含记忆）等认知功能损害；姚某明虽因失眠而服用助眠药物，但案发前一天因饮酒未服此类药物，虽案发后在其血液中检测出微量氯硝西泮，但对其驾驶行为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不构成影响；鉴定检查也未发现其他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理因素。综上，鉴定意见为：1、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2、该症状不属于《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精神疾病（含精神病、癔症）；3、姚某明的肇事行为无精神病理因素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正常。
该案遇难者家属、伤者及代理人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使用技术规范包括《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下称《CCMD－3》）、《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分类第十版：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下称《ICD－10》）。其中，《CCMD－3》分类就有“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0.x3为“依赖综合征（成瘾综合征）”，10.x4为“戒断综合征”； 《ICD－10》编号F10为“因使用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根据上述两份文件规定，既然已认定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那么必然得出姚某明有精神病性障碍。《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前两项结论自相矛盾，鉴定结论2不符合鉴定意见的法定采信规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发表辩论意见时，检方坚持其在第二次庭审的意见，即认为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姚某明刑事责任，姚某明构成自首情节；希望法庭在定罪量刑的时候，既要考虑姚某明认罪悔罪的态度，更要考虑被告人姚某明发生事故时血液中酒精含量、超速情况，以及发生事故后，姚某明既没有积极保护现场救治伤者，也没有主动地向被害人及其家属道歉，赔偿的金额也没有弥补被害人的全部损失，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等相关情况，依法予以判处。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3年10月24日下午，刘霁虹（澳籍华人）驾驶盛万江公司黑色商务车搭载公司董事长钟国英、董事钟昀、销售经理江元谦以及一名意大利籍客户，正常行驶至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南坪快速路保安立交桥路段时，被姚某明驾驶的汽车追尾，致使商务车车身前部与左侧护栏发生碰撞。此后，商务车又撞上同向行驶的车辆。此次事故导致钟国英、江元谦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余3人受伤，其中刘霁虹重伤。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岗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下称《认定书》）显示，经鉴定，姚某明血液酒精含量为220.48mg/100ml，且超过限速标志的最高时速（限速60km/h，实际119km/h，超速98.3%）云开·全站APP登录入口，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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