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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甲醛污染问题成为民众在房屋装修后普遍关注的话题，甲醛检测、甲醛治理等服务也应运而生。然而，不少读者反映遭遇了甲醛“假检测”“假清除”问题。比如，广东深圳市读者张腾称曾遇到不法商家，一方面利用自己对甲醛危害的恐惧心理，刻意渲染，制造“甲醛焦虑”；另一方面操控甲醛检测数值，引导购买甲醛治理服务。还有山东济宁市网友“土豆”反映，个别公司没有治理资质，却谎称能够完全清除甲醛，欺骗消费者。

一些商家还试图用虚假数据蒙蔽客户。今年7月压球软件app，广东广州市的陈先生在某环境治理机构购买了一次“全屋甲醛检测”服务。在工作人员抽取空气样本期间，陈先生打开机构带来的检测仪，发现在一个隐藏页面中，甲醛含量的基数已被设置成了“+0.03”。陈先生从相关从业人员处了解到，“如果基数设置为‘+0.03’，无论真实数据是多少，检测结果都会高出每立方米0.03毫克”，商家即可借此引导客户购买甲醛治理服务。

除了人为调控检测仪基本数值外，有些机构还会利用显色液等手段操控仪器数值，滴得越多甲醛浓度就越高，相反则越低，检测仪变成欺骗的道具。在一些地方，甲醛治理市场诚信缺失，初检时人为提高检测值、复检时再人为降低检测值，如此操作成为商家们心照不宣的秘密。今年2月，四川成都市读者杜女士在搬入装修过的新房前，花费2990元购买了全屋甲醛检测和治理服务。治理后，工作人员检测甲醛浓度为“合格”。然而在搬入新家后不久，她的儿子开始出现头晕、胸闷气短等症状，“之后我就找了两家更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均显示甲醛浓度超标了一倍多，我们只能立刻搬出，在外面租房子住。”杜女士说。

更需警惕的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线上违规开具甲醛检测和治理的企业资质、个人能力证书牟利，从线上到线下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记者在某主流电商平台检索“甲醛检测证书”，发现有不少可开具相关企业资质以及个人能力证书的网店，一些商品图片上甚至用大字标榜“官方网站可查真伪”。记者随机咨询一家网店的客服，是否可以办理从事甲醛治理行业的企业资质证书，对方表示需提供营业执照，并称“一套费用600元，包含三年年审”。记者追问是否需要评定，客服随即发来一个微信账号，并表示“不严格的，基本上都能通过”。记者再问是否可以办理甲醛治理方面的个人能力证书，对方表示只需提供身份证号、姓名、本人自拍照片即可，不需要做能力测试。

有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机构购置几台检测仪、几瓶药剂就可支起摊子接活，“有的保洁员都改行干起了测甲醛、除甲醛的营生”。网友“土豆”反映，在众多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宣传加盟甲醛治理机构的帖子，“想做甲醛治理机构，只要成立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即可，短视频平台推广渠道开通后，就可以开始线上接单了。”某社交平台上以“除甲醛创业”为标题的短视频如是说。

行业门槛低，导致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无序竞争乃至乱象丛生。为了抢客户、揽业务，可能陷入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中。张腾关注到，目前市场上不乏一些价格极低的甲醛检测、治理服务，它们往往以“特价优惠”“限时抢购”为噱头，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比如原本60元每平方米的治理价格，却被很多商家拉低到二三十元，这种远低于成本的报价背后存在的人员不专业、设备简陋、试剂不合格的风险压球软件app，终将由消费者承担。

目前，甲醛治理品牌主要以“加盟”模式进行市场扩张。较低的入行标准，简单的加盟方式，让甲醛治理市场成为“圈快钱”的角逐场。事实上，近年来不少甲醛治理头部品牌“翻车”。不久前，加盟商遍及全国的“森家环保”被曝除醛服务涉嫌违法违规，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将“转化率”建立在虚假的甲醛检测数值上。在甲醛治理市场监管不足的背景下，一些品牌出事后改头换面，抹去“黑历史”卷土重来，加剧行业失信乱象。

此外，市面上还出现不少冒牌公司，盗用专业检测机构名头开展业务，给正规企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李先生来自北京一家正规专业环境检测机构。今年5月，李先生接到顾客的电话，称其所在的公司检测价格不统一压球软件app，上门检测人员与该公司人员信息不匹配。这时李先生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公司的名号被盗用了。“我们公司有专业的资质，自媒体账号也是经过专业号认证的，但是这个冒名公司没有经过专业号认证。”李先生多方确认后发现，该检测机构并未取得授权，而是冒用了李先生所在公司的名头，“这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名誉，还涉嫌欺诈客户。”

近年，有关部门不断更新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范。去年实施的最新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关闭门窗1小时后，室内甲醛浓度不高于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实际检测操作中，检测值通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甲醛检测首先要对室内环境进行封闭处理压球软件app，如果刚好在封闭的这两天，装修材料释放的甲醛量多一点或少一点，检测值就会不准确。同时，气温高低也对甲醛释放量存在影响，如果在气温高的天气进行检测，可能数值也会偏高。”陈金伟说。

对于除醛机构既当检测、治理“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法律法规也有明确规定，去年更新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中就要求“检验检测机构应当独立于其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不受任何可能干扰其技术判断的因素影响，保证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公正准确、可追溯”。据此，“左手接检测、右手接治理”的商业模式属于违规操作，更别提在甲醛检测数据上造假，已经触及“红线”。

冯琳认为，主管部门应提高甲醛检测和治理行业准入门槛，严格审查企业资质；监管部门应以更强有力的监管，规范甲醛检测和治理市场，筑牢广大居民室内环境安全防线。“对于甲醛检测和治理过程中的数据造假问题，应坚持‘零容忍’，及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为行业设路标、划红线；对于存在的黑灰产业链要形成打击联动机制和常态化监管机制，让造假行径无处遁形。”

防治野猪泛滥“撒野”，首先要破除“野猪不能打”的旧观念。当前，野猪这一物种已不存在生存威胁，种群增速远远超过豺、狼、虎、豹等天敌的繁衍速度。国家林草局2023年公布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将野猪调出目录，使其不再属于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物种，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举措。然而，由于前些年来野猪“三有保护动物”的身份，“野猪不能打”的观念在一些人脑海里根深蒂固，亟需加大宣传予以破除。

防治野猪泛滥“撒野”，还要突破“野猪只能专人打”的旧框框。在许多农村地区，野猪泛滥成灾已成农民的最大困扰。好好的庄稼，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野猪糟蹋殆尽，农民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有的村庄每年损失的瓜果蔬菜及粮食就有数万斤，有的农民损失达数亿元。面对猪患猖獗，受害的农民往往只能“望猪兴叹”。尽管针对野猪的捕猎手续已进一步简化，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看到野猪糟蹋庄稼只能“驱赶”，大街上遇到野猪的最佳处置方式仍是“躲避”，等待专业人士处理。一些地方也探索通过组建专业狩猎队、建设控制阻隔设施等综合防治手段缓解野猪致害问题，但面对快速增长的野猪数量仍显力不从心。一些专业人士呼吁，除了专业猎捕和无害化处理之外，鼓励公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参与打野猪，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将野猪数量控制在正常合理水平，一些欧美国家通过制定猎捕计划、用箱子或畜栏设置陷阱捕获等方式增加捕杀数量，还通过搜捕野猪后对其进行绝育等方式延缓野猪种群数量增长。拿欧洲来说，二战后欧洲开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工业革命而数量剧减的各种野生动物逐渐回归，到本世纪初德国首都柏林地区就有野猪上万头，野猪扰民、伤民事件频发。柏林市政当局允许猎杀野猪，有时一年猎杀超过1700头，而野猪肉在德国也是一道颇受欢迎的佳肴。再举例来说，日本环境省前不久宣布，鉴于熊的数量猛增，去年全日本被熊所伤的人数创10余年来最高纪录，日本政府决定将熊列入指定管理鸟兽名单，这意味着民众捕熊可获得政府补贴。此种与时俱进的做法亦值得借鉴。

总之，防治野猪泛滥“撒野”，要多一些百姓视角，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办法总比困难多。早在2017年，原国家林业局就曾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调控野猪种群和防控野猪危害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对野猪种群开展调控工作，但受资金保障不足、猎捕效率低、队伍不专业等因素制约，相关工作开展并不顺利。不妨多倾听一线猪患受害者的呼声，及时对与现状不匹配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当调整，放宽民众捕猎野猪的限制，探索允许食用经检疫合格的猎捕野猪，避免野猪数量野蛮生长，恢复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