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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下午，“话公益·谋发展”慈善义工志愿服务交流会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以“两岸同心情暖京城”为主题，由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和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举行，聚焦两岸文化融合发展，围绕志愿服务品牌建设以及组织志愿活动经验等方面展开了深入交流。北京市慈善义工联一行正在参观台湾会馆内的展览。 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 摄双方从多方面展开交流首先，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一行及台胞代表随台湾会馆的工作人员，参观台湾会馆内陈列的展览。北京台湾会馆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原址复建、扩建、保存的台湾会馆，是北京重要的台湾历史文化遗存。馆内通过纪念墙和主题展厅，采取实物与图片、多媒体相结合等形式，展示了历史上台湾人在京的活动，展现会馆历史及京台两地交流史。“台湾人原来来京参加科举都住在会馆吗？”“台湾会馆什么时候重建的？”在现场，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成员不断提问，台胞热情回答。参观后ManBetX手机网页版登录注册，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一行增进了对京台交流文化的理解。座谈会上，双方从志愿服务、文化交流、涉台特色活动等方面展开交流，从不同视角积极探讨了如何推动在京台胞更紧密地参与属地建设和社区志愿服务。北京大学的台籍教师陈文成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台籍教师叶建宏都提到，他们定居北京多年，上学时都曾参与过一些大学里的志愿服务社团。在京台生众多，他们一直致力于帮助台生更好地融入大陆的学习生活。陈文成提到ManBetX手机网页版登录注册，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为了帮助台胞志愿者融入首都，专门搭建了“台胞之家志愿服务队”，并在志愿北京平台上进行注册，从设立之初就保证了志愿服务队的组织化、规范化。“参与志愿活动是新型生活方式”来自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的代表也分别介绍了各自在志愿服务领域的特色项目和成功经验。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志斌介绍，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成立于2011年，连续五年被北京市政府评为最具执行力的慈善公益机构，2014年被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唯一一家民间社会组织，目前注册义工有187万人。陈志斌表示，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成立时就想着“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坚持认为慈善是人人可为的ManBetX手机网页版登录注册，有心参与慈善工作的个人、团体都可以团结起来。希望通过这次交流，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也能为在京台胞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来自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二级组织社区服务专委会的邓东升从社区工作角度出发，讲述了带领专委会扎根街道，以公益体育为抓手开辟品牌志愿服务项目的经历；来自西城区慈善义工协会的彭洁则从志愿服务组织运营、搭建组织架构、发挥义工特长、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方面进行了分享。彭洁提到，她一直根据不同群体的时间、特点策划多元的志愿活动，并和各区残联、敬老院确立长期帮扶机制。“参与志愿活动是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不少白领女性把空余时间定期参与志愿活动当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彭洁说。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苏伟表示，希望本次交流活动能为在京台胞提供加入首都志愿服务、参与公益活动的平台和机会，促进台胞更好融入北京的生活，提升台胞在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据了解，下一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将与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围绕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和京台交流开展工作，促进台胞更好融入北京的生活，提升台胞在京创业、学习、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为首都对台工作贡献力量。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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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交流环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刘爱河带来《社会力量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主题演讲。她分享了意大利、法国、墨西哥的实践案例：在意大利，文化合作社模式下的阿格里真托神庙谷考古景观活化项目，展示了社会力量如何使文化遗产焕发新生；法国巴黎圣母院火灾后，社会各界广泛援助，法国为此成立了公共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维修、管理捐助及审计工作，确保修复重建的顺利进行；墨西哥的阿尔巴山遗址案例则展示考古学者转变观念，通过理解和尊重当地社区的需求与顾虑，从当地居民的视角出发，有效保护和利用遗产。“这些实践表明，社会力量已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何心远项目专员详细介绍了基金会自2016年起在长城保护领域的积极行动，工作重点从长城的物理保护扩展到了提升周边居民生活质量和推广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开展“保护长城 加我一个”“筑城纪”“独步长城”等活动促进公众参与；利用“云游长城”公众号和小程序等数字化平台，不断动员社会力量，为长城保护工作持续创新蓄力。
长城保护国际志愿者威廉·林赛分享了他成为西栅子荣誉村民的历程。自幼期待探索中国长城的他终于在1986年梦想成真：从嘉峪关出发，独自背包，历时78天，徒步2500公里，完成了他的长城之旅。1987年，他用相机记录下长城的壮丽景色，并决定留在中国。他不仅继续深入探索北京周边的长城，还组织当地农民作为护林员，致力于清理垃圾，维护长城的清洁。在探索长城保护的过程中，威廉深刻认识到，保护长城不仅仅是保护城墙本身，还要保护其周边的自然环境、长城脚下的村庄建筑，以及村民和他们的历史文化。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文物系统+社会组织+文创企业+沿线村镇”四位一体模式，通过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全方位探索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新路径。志愿者支持是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举办方通过对报名人员进行线上培训和面试的方式，择优录取包括大中小学生在内的70余位志愿服务人员参与活动。通过“专业引领+创新引导+公众参与”，让公众从文物保护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成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共治的一次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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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中华典籍中最古老的经典之一。不同于后世思想家的论著，它是上古圣君贤臣关于现实政治的实践经验总结，作为王室档案留存，成为留给后世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思想遗产。此书中深藏着哪些“人权”思想？它对全球人权治理有何启示意义？从事思想史研究40余年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姜广辉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姜广辉：《尚书》首篇《尧典》，终篇《秦誓》，大约反映距今4000年至2600年前的古代社会生活。其前期属于原始氏族公社共产制社会，后期属于周王朝分封采邑制社会。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在世界各民族早期历史都曾有过，当私有制国家出现后，这种社会形态在西方很快就被破坏掉了。但在中国古代，这种原始的血缘氏族共同体的社会形态非但没被破坏，反而得到加强。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往的历史观认为，西方的历史发展是正常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不正常的。对此，张光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从中国古史中看到的文明演进路径，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形态。”
采邑主属于贵族，其采邑可能由一个或许多个氏族族群组成，而一般氏族成员成了采邑平民。作为贵族的采邑主与作为平民的氏族成员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但并非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相对抗的关系。相反，采邑主与采邑平民因同处一个共同体中，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采邑主因有巩固现有社会地位、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需求，需将本采邑的平民变成自己最信赖的族人和战士。因此，平民之间仍保留着原始氏族共同体兄弟般的友情，平民与贵族之间也保持着亲长般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而言，采邑中平民的地位较此前并无明显下降。若从“人权”的视角来看那时的民众，状况并非很差。也就是说，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国家过渡时，并没有走向西方古罗马那种奴隶制的极端形态，而是发展为一种较为温和、较符合人道的文明社会形态。所以不能因此认为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形态是正常的，而中国所走的文明国家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
“协和万邦”是佑护人类的重要理念。这在《尚书》首篇便已点明。尧、舜时代是所谓“天下万邦”的时代，当时每个氏族族群都在思考，同为人类，大家是否都有生命安全、生存发展的权利？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人权”问题的逻辑起点。尧帝将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视他人为兄弟、他国为兄弟之邦。中国文化的智慧重在处理和解决人际关系，而最大的人际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今天我们已清楚看到，此问题若处置不当，将会导致人类毁灭。这一真理在四千年前已由中国圣人揭示。
“尧舜禅让”是树立“推选制”的典范。“尧舜禅让”讲的是最高执政者的推选制度，有些类似于古罗马元老院推选新执政者，但中国的尧、舜时期要比古罗马早两千年。这种推选方式注重个人品德、能力和业绩，而不在乎身份显赫或微贱，其意义就在于人人都有被推选权。“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晚清康有为曾如是揭示上古尧舜“禅让”的意义。
“汤武革命”开创“反暴政”的传统。近现代人们曾认为“革命”一词出于晚近。其实，“革命”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词汇之一，也是一个相承不衰的优良传统。《尚书》中记载商汤王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的文献，表明了民众在统治者暴虐无道时保留“革命”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的“民权”。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重民”思想。何为“民之所欲”？“欲”就是需求。我们可将《尚书·泰誓》中的“民之所欲”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需求层次”联系思考。其关于人的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需求，在《尚书》及其后的儒家思想中都有积极肯定的资料。至于第五项“自我实现需求”，从《尚书》中还看不到民众“自我意识”觉醒的相关资料。大约从孔子创立“私学”时，一部分民众通过游学方式来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姜广辉：当今世界，一些西方军事强国一方面高喊“人权”，一方面实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对别国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犯、破坏和威胁等，实际上是对“人权”的公然肆意侵犯。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国际人权学者呼吁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加以规范，制订新的“第三代人权法则”，并称其为“团结权”，以弥补现今《世界人权宣言》之不足。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倡导中国儒学理念，以抗衡宗教压迫和封建统治，为资产阶级兴起张目。所以西方在制订第一代人权时，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作为法国国民公会1789年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4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学者张彭春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唯一副主席，实际参与主导了第二代人权代表作——《世界人权宣言》的制订。这部人权宣言不仅吸收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观念，还将儒家“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良心”“民之所欲ManBetX手机网页版登录注册，天必从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等许多思想观念融汇其中。我认为，中国人在世界第一、二代人权宣言制订时没有缺席，将来在第三代人权宣言制订时也不会缺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