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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数据，是指政府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各类数据，但不包括属于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采集的企业和个人的业务数据以及加工数据，比如公安部门采集的户口簿，教育部采集的学历学位证书，市场监管部门采集的营业执照等信息；另一类是政府履职过程中采集的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等数据，比如城市管道设施、气象、公路、农田等数据。
对于政务数据共享的申请流程和时限，《条例》中也进行了明确规范：对于无条件共享类的数据，相关的部门在收到使用申请后，要在1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共享的答复；对于有条件共享类的，应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同意进行共享的数据，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进行分享，这些举措都保证了政务数据可以更快地在各部门间流动起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楠：之前很多这种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叫“商量着看”，两个部门有一方有数据，一方有需求，可能需要有这种相应的沟通，有些可以成，有些可能中间还有一些阻碍，在《条例》这里面明确了相应的机制，把它共享当成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工作来做，不共享的数据必须要有明确的原因，包括一些涉密、其他的一些原因，这样才有可能不进入数据共享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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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首次到访中国起，丹麦汉学家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与中国的缘分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作为一名资深汉学家兼外交官，曹伯义从事与中国相关工作近50年，曾先后担任丹麦驻广州、上海总领事，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亲眼见证了中国发展变迁。今年正值中国与丹麦建交75周年，这位“中国通”依然往返于丹麦与中国之间，为两国友好往来和各领域合作交流助力。
曹伯义：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个大学生，主修政治学，对国际政治和世界事务非常感兴趣。1972年，我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为西方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二是我所在的大学成立了东亚学院，让我可以在中文系学习。
曹伯义：我希望下一代的交流能更加普遍和深入。不过，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挑战。当互联网发展起来时，一些人非常乐观地说：“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成为好朋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确实有助于实现良好的沟通，但它们也有糟糕的一面，有时并没有促进相互理解。因此，即使技术发展，我们也应继续保持理性沟通，推动良性的文化交流。(完)
研究领域为丹中贸易与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著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China in the 1980s)、《从坚实的过去到充满活力的现在：1846年至2006年间大上海地区的丹麦人和丹麦公司》(From a Strong Past to a Dynamic Present: Danes and Danish Companies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Region, 1846 to 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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