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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德斌在解读时介绍,2024年版的榜单沿用去年的评价体系,从创新要素全球集聚力、科学研究引领力、技术创新全球策源力、产业变革全球驱动力和创新环境全球支撑力五个维度,包括14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对全球140个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态势进行科学评估。同时,通过比较往年评价结果,发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趋势。
评价结果显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北美—欧洲—亚太”大三角格局愈发稳固。综合排名前100强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有99个位于上述三大区域,与2023年相比,增加了4个。此外,亚太地区入围前100强的科技创新中心数量首次超过欧洲和北美,达到35个,欧洲和北美则分别有33个和31个科技创新中心入围综合前10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中国构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两极。美国进入全球前100的科技创新中心数量相较于2023年增加1个,达到27个,且继续在前30强中独占12席,前10强中坐拥4席。旧金山-圣何塞依然是全球最为顶尖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继续保持在创新要素全球集聚力、技术创新全球策源力、产业变革全球驱动力这三个维度上的全球领导力。中国有21个科技创新中心进入全球前100,且有6个科技创新中心进入前30强。北京继续保持其全球第四、亚太第一的地位,同时也继续在科学研究全球引领力这一维度上引领全球发展。上海继续保持其全球第十、亚太第四的位置。
就中国而言,中国顶尖以及西部科技创新中心稳中有升,东部以及中部多数科技创新中心出现排名下跌的情形。过去一年,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和等级差异,即顶级科技创新中心稳中有升,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稳步前进,东部和中部多数科技创新中心出现下滑。首先,北京和上海稳居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一方阵(前10),且均保持其相对排名不变。深圳和杭州也稳居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方阵(第10~20),且皆呈现排名上升的态势,分别由2023年的第14位和第20位上升至2024年的第13位和第17位。其次,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稳步前进,成都、西安和重庆分别由2023年的第67、69和90位上升至2024年的第64、68和86位。最后,东部和中部其他科技创新中心出现下滑态势,如广州、南京、台北、武汉、苏州、长沙、宁波等城市的排名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在集聚创新要素和营造创新环境上面临严峻挑战。相较于2023年,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在创新要素全球集聚力这一维度上下降明显,北京跌出前10强,仅排名第18位。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表明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在集聚全球创新要素上遇到严峻挑战。在创新环境全球支撑力维度,中国科技创新中心依然表现不佳。前30强中,仅有北京和香港2个城市进入前30强,且无一城市进入前10强,表明营造优质的城市创新环境,仍然是中国统筹推进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胡焕庸近70年的研究生涯留下的学术财富远不止此。他一生著述甚丰,研究遍及人文地理、区域地理、自然地理等各个领域。此次启动编辑出版的文集,将通过深入发掘“新材料”C7电子娱乐,“再发现”并深度探讨胡焕庸先生在地缘政治、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及远见卓识,论述胡焕庸影响后世的地缘战略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弘扬显微望远治学方法之智慧,昭示和合与共、命运共同之大道,为地理学发展和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
正如胡焕庸先生所说,地理学研究既要用“显微镜”,横察中国现世;更须用“望远镜”,纵观世界大势。11月23日,由华东师大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共同策划的“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研究丛书(第一辑)”也正式发布。其立足中国发展实际,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聚焦亚洲国家与地区,遵循地理科学研究范式和技术框架,从区位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区域地理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所研究国家或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地理驱动和地理约束等内容。
《尚书》是中华典籍中最古老的经典之一。不同于后世思想家的论著,它是上古圣君贤臣关于现实政治的实践经验总结,作为王室档案留存,成为留给后世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思想遗产。此书中深藏着哪些“人权”思想?它对全球人权治理有何启示意义?从事思想史研究40余年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姜广辉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姜广辉:《尚书》首篇《尧典》,终篇《秦誓》,大约反映距今4000年至2600年前的古代社会生活。其前期属于原始氏族公社共产制社会,后期属于周王朝分封采邑制社会。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在世界各民族早期历史都曾有过,当私有制国家出现后,这种社会形态在西方很快就被破坏掉了。但在中国古代,这种原始的血缘氏族共同体的社会形态非但没被破坏,反而得到加强。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往的历史观认为,西方的历史发展是正常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不正常的。对此,张光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从中国古史中看到的文明演进路径,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形态。”
采邑主属于贵族,其采邑可能由一个或许多个氏族族群组成,而一般氏族成员成了采邑平民。作为贵族的采邑主与作为平民的氏族成员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但并非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相对抗的关系。相反,采邑主与采邑平民因同处一个共同体中,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采邑主因有巩固现有社会地位、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需求,需将本采邑的平民变成自己最信赖的族人和战士。因此,平民之间仍保留着原始氏族共同体兄弟般的友情,平民与贵族之间也保持着亲长般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而言,采邑中平民的地位较此前并无明显下降。若从“人权”的视角来看那时的民众,状况并非很差。也就是说,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国家过渡时,并没有走向西方古罗马那种奴隶制的极端形态,而是发展为一种较为温和、较符合人道的文明社会形态。所以不能因此认为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形态是正常的,而中国所走的文明国家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
“协和万邦”是佑护人类的重要理念。这在《尚书》首篇便已点明。尧、舜时代是所谓“天下万邦”的时代,当时每个氏族族群都在思考,同为人类,大家是否都有生命安全、生存发展的权利?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人权”问题的逻辑起点。尧帝将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视他人为兄弟、他国为兄弟之邦。中国文化的智慧重在处理和解决人际关系,而最大的人际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今天我们已清楚看到,此问题若处置不当,将会导致人类毁灭。这一真理在四千年前已由中国圣人揭示。
“尧舜禅让”是树立“推选制”的典范。“尧舜禅让”讲的是最高执政者的推选制度,有些类似于古罗马元老院推选新执政者,但中国的尧、舜时期要比古罗马早两千年。这种推选方式注重个人品德、能力和业绩,而不在乎身份显赫或微贱,其意义就在于人人都有被推选权。“公天下者莫如尧、舜C7电子娱乐,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晚清康有为曾如是揭示上古尧舜“禅让”的意义。
“汤武革命”开创“反暴政”的传统。近现代人们曾认为“革命”一词出于晚近。其实,“革命”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词汇之一,也是一个相承不衰的优良传统。《尚书》中记载商汤王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的文献,表明了民众在统治者暴虐无道时保留“革命”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的“民权”。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重民”思想。何为“民之所欲”?“欲”就是需求。我们可将《尚书·泰誓》中的“民之所欲”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需求层次”联系思考。其关于人的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需求,在《尚书》及其后的儒家思想中都有积极肯定的资料。至于第五项“自我实现需求”,从《尚书》中还看不到民众“自我意识”觉醒的相关资料。大约从孔子创立“私学”时,一部分民众通过游学方式来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姜广辉:当今世界,一些西方军事强国一方面高喊“人权”,一方面实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对别国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犯、破坏和威胁等,实际上是对“人权”的公然肆意侵犯。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国际人权学者呼吁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加以规范,制订新的“第三代人权法则”,并称其为“团结权”,以弥补现今《世界人权宣言》之不足。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倡导中国儒学理念,以抗衡宗教压迫和封建统治,为资产阶级兴起张目。所以西方在制订第一代人权时,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作为法国国民公会1789年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4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学者张彭春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唯一副主席,实际参与主导了第二代人权代表作——《世界人权宣言》的制订。这部人权宣言不仅吸收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观念,还将儒家“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良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等许多思想观念融汇其中。我认为,中国人在世界第一、二代人权宣言制订时没有缺席,将来在第三代人权宣言制订时也不会缺席。(完)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C7电子娱乐,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坚持开放合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注入源源动力;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开拓广阔空间。中方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
韩正提出三点倡议。一是深化分工协作,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利共赢。中国将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进同各国的产业、产能合作,更好实现产业互促、利益共享、发展共赢。二是突出创新引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中国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创造更大合作空间。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转型。中国愿同各国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助力世界绿色发展。